“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语出《中庸》第二十章。紧接着这句话，还有以下这段十分重要的阐释：“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话，虽然仅仅只有十五个字，却精到论述了一个人该如何学习，这是古人赠予我们的永不过时的学习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孟母断织的故事。孟母不满意孟子对学习的敷衍态度，对他说：“子之废学，若我断斯织也。” 经过此事后，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如果说孟母三迁讲的是外因对一个人学习效果的影响，那么孟母断织则是从内因入手，强调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是获得优异的学习效果的根本。

学贵有恒，最忌半途而废。《中庸》认为要么不学，一旦学习，不学到解决自己的疑惑就不能放弃；要么不问，一旦发问，不问到廓清自己的思路就不能放弃；要么不思，一旦思考，不思到让自己有所收获就不能放弃；要么不辨，一旦分辨，不辨到让自己明白透彻就不能放弃；要么不行，一旦践行，不行到坚定笃实的地步就不能放弃。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可以付出百倍的努力，别人十次才能做到的，我可以付出千倍的努力。如果真能这样持之以恒做下去，即便天资愚笨的人也能变得明慧，本性柔弱的人也能变得强韧。

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过程， 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漏掉学问思辨行中的任一环节，都将严重影响学习品质，甚而获得错误的知识而不自知。例如学与思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孔子早在《论语·为政》中已经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不思，因为吸收太多书本知识，不去分辨书上的说法何者为真何者为伪，而迷惑无所得。只思不学，容易流于空想，不考虑他人与前人的生活经验，则无论花费多少精力打磨出多么精妙的构想，也终究是于现实无补的。又如，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当信息呈几何级数生产出来时，若完全沿袭传统的学习方式，是无法有效应对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的。这就要求我们把“问”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加清晰、更加准确的问题意识。问题问得好、问得准，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就找到了学习的方向与重点，就能对成功解决问题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学问思辨行，落脚在一个“行”字上。古人认为知与行这两者同样是不可偏废的，在这方面，古人留下了各具胜义的丰富论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过：“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与此同时，朱熹还认为知与行，就其轻重而言，“当以力行为重”。到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这里，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他不同意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而是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是同一个过程，不分先后。王阳明还认为知而未行，等于未知，也强调了行的意义与价值。

古人关于学习的很多论述，都是以道德知识为学习对象的。如朱熹在诠释学问思辨行时就说：“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这其中蕴含的智慧，部分适用于其他知识的学习，即使对今天我们如何学习也有启发的价值。

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二十世纪，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在1937年写下了被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核心的文本”《实践论》。这篇文章认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仍然使用知与行这两个词，但它们的意义不再局限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而是有了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科学论证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认真坚持的学习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也是艰巨繁难的。肩负党的各项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是一刻也不能放松学习的。既要学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业知识，也要尽可能多地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更要经常学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现阶段要集中精力学习党章党规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党性与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党性坚定、留下经得起检验的实绩的共产党员，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共产党员。